人民的名义如何把副级官员作为“终极老虎”
2014年11月30日中午，南京，范子文第三次找周梅森谈反腐剧的创作。周梅森说：“我请你吃饭，我们是好兄弟，只吃饭，不谈剧。”同席的还有江苏省两位检察官。饭桌上，检察官谈论他们办案的感受，“他(周梅森)就来情绪了，激动之后就说这个事可以干。”
2015年3月9日，周梅森的59岁生日。当天，他开始正式动笔创作。厚积而薄发，一周后，周梅森便拿出了两集剧本。
周梅森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2004年至今，他一直笔耕不缀。开始创作《人民的名义》时，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了好几部小说的部分内容。“有的写了一大半，有的写了五六万字，还有的十几万字，最多的已经写了二十万出头。”
周梅森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。他本以为至少还要等几年，他的这些小说才能重见天日，现在机会说来就来了。八年来对反腐现实的密切关注，多部小说里的素材积累，在创作《人民的名义》过程中，他形容自己的灵感“几乎是喷薄而出”，“写得非常顺”。
人民的名义如何把副级官员作为“终极老虎”
2003年，周梅森接受《北京青年报》采访时曾说：“如果生活不能激励我，没有新的东西让我激动、让我震撼，我就会淡出政治小说领域。”
而 《人民的名义》的顺利创作，从反面印证了这句话。周梅森说，2004年至2014年，“最刺激到”他的社会现实是：腐败愈演愈烈。
他指出，虽然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激增，但实际上，十八大以后“动了真格”的反腐，是对近十几年来腐败的清算。
在他看来，以前有关主管部门一直有一个误区，即反腐败题材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。但实际上对于这类题材文艺作品的限制，反而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腐败的发生和发展。“你以为不让写不让播就可以没腐败了，腐败不是愈演愈烈么?!”
“腐败干部不是‘吃人的老虎’”
除了自身对社会密切的观察，周梅森1995年挂职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，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据他回忆，在徐州市挂职的时候，他下到各县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汇报。“这些人说起来各种政策头头是道，比如计划生育，他们甚至可以把上环率背诵到小数点后两位。满嘴官话，根本听不到实话。 但是等到工作谈完了，酒杯一端，真话就来了，酒再稍微多一点，心里话就全说出来了。”
后来，周梅森和挂职期间结识的很多官员成了朋友，也看到了这些人几十年来的起起伏伏。他说，像剧中易学习这样的干部在现实中大量存在。因为没有后台和政治资源，他的很多朋友25年前是正处级干部，现在仍然是正处，一动不动。
而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，官员们的心态大多有两种： 一种是觉得既然已经仕途无望，就每天混日子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没有大错。另一种是怀着“能捞一把就捞一把，能贪就贪”的想法钻营。而对于县长和县委书记而言，这样的想法并不难实现。
“想贪污还不容易吗，一年贪个300万、500万玩儿一样，县长可以招标卖项目，招商引资，县委书记可以卖官，这些现象都很普遍。当然，2014年之后就遏制住了。”周梅森说。
除了身边的故事，他也经常关注新闻报道和中纪委网站上的反腐消息，并把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作了详细分析，比如最有名的“小官巨贪”魏鹏远案。
年近六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，平日里骑破旧自行车上班，受贿金额却达到2.1亿。专案组在他的一处房产中发现，空荡的房间中只有一张床，床垫下堆满了封着胶带的纸箱，里面是一捆捆还贴着银行封条的现金。
2015年，为了了解官员落马后的真实状态，在最高检的安排下，周梅森在南京浦口监狱与落马官员举行了两次小型座谈会。
周梅森说，谁贪污了多少钱对他没有太大意义，他试图从人性深处挖掘这些官员落入低谷后的心理状态。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，除了后悔以外，这些官员还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委屈的情绪。“有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50万被判了15年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委屈，他反复说‘判了十五年’，强调了好几次。”
周梅森认为，人性是复杂的，腐败的干部不是“吃人的老虎”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有些人是因为一念之差。
按照他的要求，参加座谈的落马官员都曾经身处核心的权力部门，有大城市的区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长，还有国土开发等核心权力部门的一把手。
看到他们，周梅森感觉很痛心，一方面，这些人破坏了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，另一方面，不良的政治生态，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尤其是当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时候。
